2016台北電影節

濱口竜介導演 ：你好，感謝各位看我的作品，這次台北電影節一共放了七部，我感到非常光榮，謝謝各位。

策展人：想請問導演，是如何踏進電影產業？

濱口竜介導演 ：有很多人問我為何拍電影，這個問題很困惑，我在高中時只是影迷，後來在大學進入社團，看了更多電影後，才著手拍攝電影，隨至現在成為志業。不過大學時的作品比較像興趣，至於從什麼時候想當導演，因為看了約翰·卡薩維蒂，才想成為導演，不過，我不算是商業電影的導演，偏獨立製片。

策展人：導演大學時代的老師是黑澤清，後來完成了《暗湧情事》，導演從黑澤清身上受到什麼影像與運鏡的影響？

濱口竜介導演 ：我確實曾就讀東京藝術大學，黑澤清給了我很大的影響，他是世界知名的導演，若提到黑澤清教會我什麼?應該是鏡頭思考的方式，與其說他教會了我什麼，應該說是他的電影影響了我，他讓我以一個導演來思考電影與鏡頭。

策展人：在早期，記錄片多屬側拍，但導演力用了大量的正面拍攝來設計對話鏡頭，請問導演這個想法的概念是？

濱口竜介導演 ：黑澤清說過，鏡頭應放在會發生什麼事的地方，就好比盧米埃兄弟的一部作品將鏡頭放在他們家前的庭園然後走出來，這就是一個事件。黑澤清導演也會把鏡頭放在事件發生的地方，這點對我的影響我很大。另外就是演員的臉，拍演員的臉猜測發生什麼事，在古典好萊塢時期，大多會拍攝臉跟正面讓觀眾感受會發生什麼事，而電影經過120年的發展，鏡頭產生許多變化，從1980到2000年，例如侯孝賢導演與楊德昌導演拍風景與演員背影，這在當時很前衛，而我也受到影響，也使黑澤清做出了改變。對於鏡位的思考我很困惑，後來決定強調在臉與正面，雖然拍演員得臉讓我覺得很好，但後來發現正面可能會限制演員的表演，若仔細看的話，《永遠愛著你》正面的鏡頭只有一個，鏡頭的擺放與取捨我還在思考，我希望讓觀眾能感到演員的情感，這是從《永遠愛著你》一直在思考的問題。

那導演對於劇本、演員、鏡頭是如何搭配的？

要讓演員能看著鏡頭表演，其實很困難，要使演員演出並不容易，這點在拍攝《親密》時特別明顯。我想請各位試想，現在你拿著手機拍攝，你會不會感到拍攝時自己有不同的動作?你的表現可能不自然，因為攝影機是很危險的物品，你會去想你在被誰看?他在哪裡看你?因此，攝影機是沒有限制地來自他人的視線，這種感覺在《Happy Hour》特別明顯，由於《Happy Hour》的演員都沒有演過戲，不太容易進入狀況。於是我開了工作訪，針對即興的演出，但因很困難後來就放棄了，沒有經驗的人要演出，必須先克服安全感，我必須讓演員有安全感，所以劇本便以這點為主，因此大約用了半年寫劇本。角色是虛構的，若讓他們知道自己在扮演，就會很難演出，但將演員做不出來的都刪掉，那電影也拍不下去，隨後劇本花了八個月來討論，我先給演員看，若他覺得角色不會說的、不會做的，就提出來，因此《Happy Hour》便長達五個小時。在八個月拍攝與討論，演員慢慢接近自己的腳色，但難以擺脫攝影機很危險的感覺，我們努力改善仍還是無法消除，在攝影機前需要勇氣，於寫劇本時，讓演員覺得表演很重要，拍攝當中，讓他們覺得有人在，我們釋出善意，不論是語言的善意、展現誠意，來幫演員增加勇氣。

能否請導演說說對台灣電影或導演的看法?

關於台灣的導演，我特別想提楊德昌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我覺得這事一部傑作，這部很像是多部短片組合而成的，就以演技來說，演員可能不知道自己應該做些什麼，其中也有許多讓你看不到。演員做了非常多但導演刻意不讓你看到，這點讓我很驚豔!因此我有一種假想，導演可能有給演員副劇本，不僅給他要演出的部份，同時給他更多劇本，當然這只是我的猜想，我在拍《Happy Hour》也使用個方法，給演員副劇本。

接下來能否請導演分享侯孝賢導演對於《Happy Hour》的影響？

侯孝賢導演是非常偉大的導演，《千禧曼波》對我的影響很大，有一場戲是舒淇到北海道，那場戲是舒淇進入關東煮店，李屏賓先生拍那位關東煮店的老闆，我可以理解為什麼要拍他，我很佩服李屏賓先生能抓到這位人物最有魅力的一面，而侯孝賢導演也保留這個部分，這是我最喜歡《千禧曼波》的一場戲。而侯孝賢導演對我最大的影響是，人的肢體在無意識的情況下是最美麗的，在《Happy Hour》中，我讓演員一直念台詞，如果還是記不住那就拍他記得住的部份，當他念到身體裡面，會成為一種無意識的演出，如此來完成《Happy Hour》，為此我非常感謝台灣導演給我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