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電影獎最佳短片《禁止下錨》校園放映講座 @ 2016台北電影節

台北電影獎最佳短片《禁止下錨》 11/17(四) 中崙高中放映講座

與談人：曾威量／《禁止下錨》導演

　　　　劉乃華／台北電影獎統籌

劉：哈囉！各位老師，各位同學大家好。大家看完的心情怎麼樣？我想問一下說大家是第一次看這樣類型的影片的請舉手。有一些老師跟同學。我們先介紹一下今天這部電影的作者導演，曾威量導演。

曾：大家好，那個中崙高中的同學們老師們大家好，謝謝大家抽空來看，現在大家都在考期中有點煩。我是曾威量，我來自新加坡，目前在台北藝術大學唸電影碩士班四年級，請多多指教。

劉：大家看完這部短片以後會不會想說「在演什麼？」有這種心情的可以舉一下手嗎？沒關係，真的，因為我們現在就要先請導演來解密。導演可以跟我們聊一下大概故事是在說什麼？

曾：我從這個片子的緣起講好了，因為我是以前住關渡嘛，關渡過個橋就八里，八里五股那裏其實有很多工業區啊，都雇用很多外籍移工。我自己常會去騎車踏青，就在台北港附近的海灘，常常會看到他們在那邊，周末的話很多居住在台北的家庭都會去，我去的時候其實都會有很多移工在那裏遊行、垂釣、喝飲料…就是休閒嘛。

有一天我就看到這兩個男生坐在草坡上，跟他們的朋友〈劉：就跟那個最後一幕差不多那樣？〉對，然後背板後面寫的是…因為以前台北港可能還沒有填海，他那邊就是港嘛，它有一個禁止下錨的標誌，那當我看到那兩個人在這個背板前面的時候，那個對比是非常非常強烈，其實整部片要講的都在那顆鏡頭裡面。

與其用那兩個人，變成是說我們有一個一對夫妻還有一個小朋友，那其實也不是真正的夫妻，當成男女朋友也好，他們只有一個寶寶，寶寶是一個家庭的重心，所以我想說用一個對比，用一個寶寶跟他們的父母，他會是一個比較重的象徵，比較快。因為短片不像長片一樣有很長的篇幅可以去說這件事情。

那我在台灣也待了七年，這中間也觀察了很多像我一樣也是外籍移工的。雖然我很幸運，因為有一些條件下我是白領工作者，可是有很多跟我一樣從東南亞來的都是藍領階級工作者，所以我剛好有這個機會，可以存夠錢去拍這支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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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所以意思就是一對外籍移工然後他們就是生下這個小孩，他們就在掙扎說到底要不要把小孩給賣掉？

曾：基本上它是三個情境，當然現在法律不會強制遣送回國，已經修法了。但雇主或是民眾對於有身孕的外籍移工，還是帶有一些偏見，其實有賣、棄、扔，把它弄丟之類的，所以這部片主要就是在把這幾個情境給串起來。

劉：好，這個解密有讓大家稍微了解嗎？其實這短片還有一個比較特別地方，除了大家一般去戲院看的電影比較長，還有播放比例的關係，其實這部片是接近正方形，一個4：3的比例，這也是導演這部短片滿特別的地方。我自己看是會覺得說，好像這樣子的比例，似乎可以更關注於影片中的不管是角色或是場景，他們之間發生的比較親密的關係，好像藉由這個比例，讓我更專注去看清楚。我不知道這是不是導演本來的想像？

曾：對，4：3其實是早期電影最一開始的樣子，其實是因為這部戲是用長鏡頭表演，因為兩個演員其實他們是全勤的，他們每天都要上班，他們是特別請假來，所以跟他們相處的時間非常有限。拍攝的話我們就只有一天半的時間，他們必須在晚上九點、十點以前就回宿舍，那也是離台北滿遠的一段路程，在桃園的工廠。那在這個狀態底下其實他沒有辦法做太多東西，沒有辦法背台詞，也沒有辦法記他走到哪裡，只能做一個非常簡單的指令。

如果長鏡頭的時候拉開整個框（比例），觀眾的眼神會往遠方看，所以變成說要配合他們的表演，他們的肢體動作－就是本身散發出來的本色－去襯托他們現在的狀態，因為你在看的都是他們的狀態，所以放太長（比例）大家就開始飄了，所以近一點點、控制那個時間，我覺得就是在哪邊這個過程。

劉：造成你想要的氛圍，可以完整表達這樣子。還有大家發現他們在講什麼話，為什麼沒有字幕，有發現嗎？那請導演來講一下為什麼不給我們知道他們在講什麼。

曾：基本上外籍人士在我們的周遭，在各個場所都會碰到，可是我們不會自動自發去關心他們在講什麼、做什麼。我為什麼會拍這樣的片子，用這樣的手法是因為其實台灣有很多創作者在拍關於移工的事情，那通常拍移工的事情就是用一種通俗劇的方式去拍，就是說他們很苦、他們很可憐、他們很悲情。可是我們跟觀眾，我們跟藍領階級的移工，我們其實一開始就沒有站在同一個位子。那要建立起大家都在共同的位子上，要製造一個問題：讓你們去想他們在講什麼？

劉：就給大家一個曖昧，以後多了一個思考空間，而不是直接接收這個訊息這樣子？

曾：對，因為我們不會去直接了解他們想要講什麼做什麼，那在這支片如果達到一個目的就是：你會關心影片裡的人在講什麼。我希望可以帶著這個感覺去關心這些我們社會上的新成員講些什麼、做些什麼，至少有一個空間讓你去思考。

劉：其實現在有很多學生，他們現在可能處於一種站在未來、對於這個世界有不同想像，像你從新加坡過來讀書，然後已經拍過三、四部短片了，你自己在面對不管是對於未來，或是創作這件事情，有沒有一些建議？比如說現階段可以思考一下「也許我現在可以先試什麼？」，也許未來就會有不一樣的發展或是方向。

曾：其實你們很早就知道自己要做什麼是滿好的，因為我其實一開始不是念電影的。我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一開始是想做記者，唸新聞，後來發現新加坡的新聞好像比較沒有言論自由（笑）…所以做記者其實非常受限，其實報的不是新聞之類的〈劉：被規定好的，這樣子嗎？〉對，後來我有機會拍到片、認識電影其實是後來的事情…那就長話短說，每一年我交換到台灣，其實我也沒有很常去上課，就是去外面學怎麼拍片這樣子〈劉：你都沒去上課喔？〉對，有去交功課，但是都沒有去上，因為我來的目的就是要拍片啊！

劉：你在新加坡不是學拍片的，但是你覺得來到台灣，就是要學拍片。那你怎麼開始有這個想法的？

曾：因為我唸新聞的時候發現真的太誇張了，我們真的沒有什麼言論自由。有一天有一個學長帶我去拍，他知道我會寫東西，其實我的國語程度在新加坡算好的，因為新加坡很多人從小就是唸英文。因為華語有分不同等級，有高級華語、普通華語，還有華語B之類的。〈劉：所以你是哪一級的？最高嗎？〉對對，所以像我小學的時候就看很多台灣小說之類的，所以對華語有興趣、熟悉。

剛好有一個學長叫我寫一個東西來拍，我們在拍的時候去到一個廢墟，拍了快一整天，突然警察就來了跟我們說不能在這裡拍，把我們抓到警局去，因為每個地方都要申請，新加坡不管什麼廢墟都要申請，但是它算是那區歷史比較悠久的鬼屋，沒有人去啊！警察還是來了，可能以為我們在吸毒還什麼的。就在拍一個偽紀錄片，偽紀錄片就是很像真的，但是是設計好的，所以我們去到這個社區的幾個地方拍這樣，因為那年比賽的主題是acts，就是到處去旅遊這樣，很好玩啊。

那時候《海角七號》在新加坡上映，我滿喜歡的，但主要是我看那個幕後花絮，就是民眾跟劇組等等，大家很踴躍的幫忙，變成當年票房的奇蹟。我看到那個…後來我才知道那個叫做「人情味」，就會想說也想來這裡試試看，所以每年我一半的學期在新加坡，一半的在台灣，就我學會一半的台灣話這樣子。

我意思是說，你們現在16歲其實很好，因為其實現在手機什麼的都可以拍片，我們這部也不是大機器拍的，這是我課堂作業，是我碩二的期末作業，我們只用一天半的時間去拍，我們去了很多地方，很幸運的得一些小獎，那大獎是電影節這邊（最佳短片獎），所以很多東西可以從現在開始。〈劉：就是多拍對不對？〉但是多拍不是唯一的關鍵，拍其實很簡單，主要是我覺得現在要多閱讀，要多知道時事，我覺得這個非常重要。

拍片我不是為了要賺錢，為了票房，因為這些其實我拍廣告或其他的東西我都可以做到。那我拍電影的話，其實我是新加坡人我就不能申請補助〈劉：要台灣人才可以拿〉對，新加坡也沒有短片補助，所以我比較克難一點，就是要省吃儉用存錢拍，那這就是經濟學嘛，就是有多少資源，就可以拍多少東西。你們有朋友，朋友有時間、有手機，就可以拍啦！我說的時事是說你們要開始關心周遭的事情，因為現在年輕人所面對的世界和所碰到的問題是跟我們不太一樣的。「內容」是最重要的，那內容是從你的觀察來的，這個也是從我七年來的觀察累積來的。

劉：講「社會」可能對大家來講還是距離遠一點，也許你可以關心到你自己生活周遭、甚至於這個學校，不管是你跟朋友、家人，都會有很多故事可以說，是這樣的意思嗎？

曾：對，我覺得學校的教育是一個很重要的環節，你自己在私底下選擇做什麼東西，比方說你今天玩電玩，你可能很會寫電玩是怎麼影響一個人的，因為現在虛擬實境什麼都有了，那個狀態跟我們以前是不一樣的。或者你家裡可能有幫傭，你看的到她的另外一面，她的生活面向，你想要記錄下來，也是一種。或是你們周遭的一些事情，我覺得這些都是需要紀錄的。這些沒有也別人可以講，你的觀點是只有你才可以講的，我覺得這個特別重要。

因為現在我們看到很多小朋友，或是像我們這種年紀的也一樣，我們都在拍親情、愛情、友情之類的，「爸爸我好想你」、「媽媽我錯了」、「學長我愛你」，這些東西沒有不對，也沒有不好，可是它的內容是什麼？它是一個切入點，但是最主要的還是要講什麼，比方說你今天要講校園霸凌，一個人到處跟人家告白，它也是不是一種霸凌？之類的東西，我覺得切入點很多。

劉：觀點嘛，我覺得好像是你自己建立了一個看待事情的方式，會變成你在創作裡面跟別人比較不一樣的地方，好像可以藉由很多不一樣的事物去培養你的養分。

曾：對，沒錯。形式是一種閱讀方式，你看書本為什麼有不同的排版，不同的切入點，那是觀點的問題。我覺得看到16顆鏡頭就可以拿下台北電影獎，那不是重點，獎或提名是幸運的，可是最重要是「內容」是什麼。剛好我很幸運是講的東西搭到了那個時段大家關注到的議題，那我拍的時候也完全不知道有這件事情。比方說我在柏林得獎，有些人揣測可能是當時有難民問題，所以可能有一個普世的議題在，所以就是斬獲，可是那些東西都是後來的。

劉：可能在柏林的那時候是，但是在台北電影節就不是（笑）。台北電影獎評審覺得他真的做到導演該做的事情，因為他用畫面好好地說一個故事，他讓我很單純、很關注的看到這個畫面裡它所傳達的東西，評審們都接收到了。我覺得這真的是一個創作者應該去努力的方向，那威量花很少的時間、花很少的錢，所以他必須先設定好「要怎麼拍」－要用最聰明的方式，可是是最能表達想要表達的─那就是你說故事的方式。大家現在都過得太開心，好像很難去觸碰生活最底層的那些事情，或是你也看不到了。我覺得好像是這樣的經歷跟過程，反而讓你可以有這樣子的短片產生。

曾：我很想跟小朋友們說，因為現在很多人在拍影像，最壞其實在前面。大家有上歷史課嘛，如果我們說一、二次世界大戰是一個分水嶺，那是人類史上最黑暗的一課的話，那想一下我們的長輩們最壞的時代是在他們後面。可是我們這一代最壞的可能是在我們前面，比方說美國總統選舉（笑）…地球暖化也是很大的問題，今天還在穿短褲，都11月了…等等的，其實最壞的可能都是在我們前面，所以，我覺得電影它本身要有社會價值、社會意義，我覺得特別重要。

劉：可能還有共鳴這件事，你拍出這樣子的作品有沒有辦法引起大家的共鳴，甚至是世界的共鳴，因為大家對於某種情感其實是很容易被觸動的。那我們現在來開放一下問答的時間。

觀眾Q&A

Q：我第一個問題是為什麼這個電影被歸屬為藝術的電影？第二點是，很多鏡頭－包括蔡明亮導演也是這樣－停很久，本來是帶著期待的心去看，看到後來，我作為一個觀眾的心態就慢慢下降了，提不起我的好奇心。第三點是導演你自己心中是否有定奪說這顆鏡頭就是要停一分鐘、兩分鐘？有沒有這種主見，那你想表達的意涵又是什麼？謝謝。

曾：第一個…應該說藝術片或娛樂片，我不傾向這個面向。我比較看重的（面向）是大眾電影跟個人電影，那的確這個是個人電影，因為它個人視角其實非常重，就是我的切入點其實非常「個人」啦，我覺得。

第二個問題，其實您講得非常好，這是這部片它不好的地方，因為它太想要把一個信息講出來，當信息的意義太強大，人的味道是少了，這是真的。對於角色來講，這所經歷過的一些情緒等等的，他們的共鳴下降，甚至變成符號。那符號多的話，所謂的「人味」，人的味道就比較沒有那麼貼近，就會下降，這是這個片子最大的問題。我自己看完也覺得這樣，因為它信息太強了，它就要講這些人有一個狀態〈劉：可是這是你想要的對吧？〉對這是我想要的。

所以我覺得每個人用時間的方式不太一樣，我在看蔡導的片子的時候，那個已經是跳脫劇情的狀態，它其實已經變成一個觀影上的經驗。我選擇在這裡用這樣的鏡頭是因為：一，我沒有太多時間可以跟他們相處，那我自己也知道每天只能拍幾顆鏡頭，因為素人演員不能做鏡頭表演，除非你跟他很長期的排練。比方說我現在演「哭」，演到這顆鏡頭完，然後接下顆鏡頭，他們做不到縮放自如。所以長鏡頭適合他們，因為他在那個當下只要記得幾個簡單的指示。時間它會推展我們觀影上的經驗，會把那些微小的東西再放大一些些，時間有這樣的作用。

〈劉：那鏡頭的長短你有先預想好嗎？〉沒有，每顆定位、每顆frame，裡面框的東西都是訂好的，因為我常常跑這些地方，所以對於攝影機擺在哪裡這個很明顯就會知道了。可是素人演員的問題是你不知道他們會做什麼東西，所以在這當中有一個「有機性」在。

比方說我們在排戲的時候，我不會像專業演員一樣討論劇本、走一套－比方說攝影機到哪裡你就要走到哪裡－我們不會有這樣的東西，跟素人演員不能這樣排戲。所以變成是我們在溝通的時候要把它轉化成簡單的幾點，比方說我們會講感受是什麼，說「你現在到這裡」，這些他們都知道，但他們什麼時候做這些東西我們不知道，所以我們排演過程變成是說我設一套五個動作的東西，我自己先做一次，他再做一次給我看。比方說我扮演丈夫，你來看我怎麼跟太太演戲、有沒有像，就變成說是一個遊戲，看到底有沒有對準五個這樣子。因為他們工作太累了，他們沒有辦法做多的東西，他們記得，但是他們什麼時候做是沒有辦法控制。

劉：所以你就是攝影機這樣子擺著，然後跟他說指令工作，可能要稍微看一下說這次有沒有做對，或是說這次花了3分20秒，我只取最後的20秒。

曾：對，有時候是用剪輯來看資訊到哪裡，他做到哪裡就好了。譬如說在最後那段其實她是要在巷弄那邊把嬰兒放在回收區。但這也是我錯誤的地方，如果我要重拍那場戲，那是要棄嬰的意圖，可能我現在會希望他的背巾解開，至少那個意圖會更確定。所以我自己在檢視我的作業，到那個時候其實戲就斷掉了，他的狀態、目的其實不明確，對我來說不明確。

劉：可不可以解釋說她還在思考？

曾：其實她在便利商店的部分可能就思考完了〈劉：可是媽媽真的沒辦法啊！〉對，也許。那片子最大的問題其實是我控制得太多〈劉：因為你的時間、金錢〉對，所以也是有很多東西都控制，像劇本其實都控制完了，架構也是，那開頭跟結尾其實是一個環，那個我們很早就決定了，沒有太多的台詞、或是怎樣的情勢呈現都是很早就決定的，但是唯一他們表演的timing就是我沒有辦法控制，希望可以回答到你的問題。

劉：我自己覺得其實現在對於藝術片跟商業片的漸漸有小一點了，比方說大家看李安的片你會覺得他是藝術片嘛，可是他就像商業片一樣大賣，那你要怎麼去論斷它。那比如說蔡明亮的片，我自己也是有一點感觸，就是剛開始可能對電影很有興趣、很熱衷的時候會覺得「這顆鏡頭好長、好漂亮喔！」但是後來漸漸地看多了這樣子的電影後，就會覺得說好像看蔡明亮的片就要自己帶一點東西進去，因為他要你投射嘛，比方說看這個戲院的空景我這時候要想什麼？比如說我之前看了《不散》嘛，我還在看地上會不會有蟑螂！我覺得看這些東西其實就是它給你一個情境，看你能不能帶入一些自己的生活經驗？在此刻會不會發酵。

曾：那我們現在討論的議題就是「慢電影(Slow Cinema)」這件事情，在台灣大家都知道是蔡明亮導演，但慢電影在還沒來台灣前其實很多導演都在做了，但新新電影前沒有人在做這塊，所以他就做這塊。其實可以看看東歐的片，有個匈牙利導演叫貝拉·塔爾（Béla Tarr）〈劉：九個小時那部片嗎？〉就是八、九個小時一部片，他也是一種。或者菲律賓導演有個叫拉夫·達茲（Lav Diaz），他也在柏林放八個小時的片，那些東西是往另一個方向去。如果說蔡導是把一個空間作出來讓你去經驗的話，那這八個小時他是希望你用各種面向去看菲律賓當時如何爭取獨立的這段過程，所以每個人運用時間的狀態是不太一樣的。

這是我碩二的作業，我當時給自己的作業是「長鏡頭」，因為剛好碩二開始時我去了金馬學院，有侯孝賢導演，所以我嘗試拍很長的東西看看自己適合到哪裡？這是最後的驗收成果。還有一部比這更長，金馬學院2014年的作品《海邊的房間》，我是開頭的那顆，我的那個段落就15分鐘，一場戲。但侯導就告訴我：「這15分鐘如果你再想三或四個情境，角色的面向會更明確。」所以我就慢慢推展成這個狀態，像這部片：我最一開始就有「禁止下錨」這個故事，是那個柱子、主軸，其他的情境是幫它撐起來的。大概是去試試看侯導教的東西，算是我的練習。

像我現在在做的畢業製作就不是這種長鏡頭，因為我認為每個短片要嘗試新的、不同的風格或類型、敘事方法。我認為不能偏食，不能一味的只做這個東西，要多嘗試。〈劉：找到你最舒服、最喜歡的這樣？〉對，因為我們還太年輕，這樣會貧血啦！（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