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臻導演：大家好，謝謝各位來到《十年》的講座，我是郭臻，起初沒有想過能在戲院看到《十年》，更沒有想過會來台灣。
黃飛鵬導演：我是黃飛鵬，執導其中的《冬蟬》，希望能與大家聊聊香港與台灣。
歐文傑導演：我是《方言》的導演歐文傑，我希望台灣的各位不要將你現在所擁有的視為理所當然。
周冠威導演：我是周冠威，《十年》是一個想像與預測，希望這部電影會引發你去思考未來的十年，關懷自己城市的未來十年，我希望能得到各位的回饋。
伍嘉良導演：我是伍嘉良、我很嚮往台灣，我很喜歡台灣的水果，非常期待來到台灣，也很喜歡這次交流的機會。
主持人：我曾在香港住過，香港與台灣似乎瞭解不夠，我們有許多交會的可能，但因政治框架而沒有交集，《十年》很直接、傑出。台灣目前沒有類似《十年》的電影，或許台灣好像沒有如此龐大的威脅與恐懼、我們也已離戒嚴很遠，或者台灣有僥倖、安逸的心態，能否請導演談談台灣和香港？
黃飛鵬導演：我覺得台灣有很多很好的電影，台灣的紀錄片比香港強，我們以《十年》來拍，這或許是逼出來的，在資源有限而用短片組合與想像，這些都是迫在眉睫的情況顯現。我們的生活跟內地都脫不了關係，起初不會討厭他們，但他們改變我們時，例如：旺角、銅鑼灣，使香港過度商業化，讓我覺得自己是外地人。台灣還是很有自己的味道，這點也能在紀錄片看到。
歐文傑導演：我曾經參加過在匈牙利舉辦的影展，當時有一部印度電影拍出政治與戰爭，我認為我自己不太可能拍得出來，因為不曾經歷過這些事件，但萬萬沒想到我會有如此龐大的改變，希望大家不會經歷電影中的情節。
伍嘉良導演：我曾到過台灣，有一位老伯跟我敘述戒嚴時的台灣，他曾坐過牢，並教了我唱一首歌，雖然不太懂，因為那是我不會說的語言，我相當震撼能遇到一個人講出他活生生的經驗。台灣非常勇敢地面對自己的歷史，即便不知道完整的過去，若要問台灣是否會有自己的《十年》？香港被逼著去作某些事，就像拍《十年》，《十年》拍的是你不希望的將來，而台灣可以去拍你希望的《十年》。
主持人：在《十年》得獎之後，香港反而沒有被放映、但卻獲得更寬闊的放映管道，能否請伍嘉良導演說明？
伍嘉良導演：一開始只有數場非公開的放映，後來在香港亞洲電影節公開首映，放了三場後反應很好，才在電影院辦試映，試映是先放兩天若反應很好才會談到後續的場次，在連續八天的期間都是理想的成績，並且公開上映剛好碰到《STAR WARS：原力覺醒》，但《十年》的票房贏了，這點讓外國媒體相當吃驚。後來的兩個月裡，上了六家戲院，之後有些說因引進新片而說要下映，但最後一場都是滿座。《十年》是一種反商業的表現，我們後來決定聯絡大專院校，做了一系列的巡迴，直到上一個月，總共超過一百五十場社區放映、並且聯絡了五十多個團體，進行同時放映。或許因為我們沒有商業包袱，才能作出更多特色，跟我們合作的團體會做自己的票，若在商業電影院，就只是買票看，但我們卻有更多意義。
主持人：香港處處都是商業，逐漸消失在地的文化──但好在有藝術，他是最間接也是最直接，能否請各位導演對香港的看法，抱持樂觀的部分？
郭臻導演：我們擔憂、恐懼而選擇安全的決定，現在香港太商業化並且沒有租金管制，有很多人沒有家可以住，這已經很難解決。社會運動代表想要改變，雖然失敗了，但參與運動的他們還是持續，拍電影也是，有些事情我們應該抵抗。
黃飛鵬導演：最令我不開心的是，商業是香港人自己選，我們賣了自己。香港的問題，不一定都是中國所造成，如果我們眼裡只剩下錢，沒有人能夠救我們。香港人與台灣不同，很難說我愛香港，希望不是放大或縮小自己，而是要更好的社會，成為更好的人。我媽媽一直在看TVB的新聞，但這幾年的新聞都很差，於是我罵她，但沒有幫她解決問題，隨後我幫她註冊facebook，改變了她的生活，因此她變了。我們要相信社會運動不是一次就能改，要慢慢推展。
歐文傑導演：我說得出我愛香港，但資源在少數人手上，他們把自己的文化賣掉，香港會有資產來衡量一個人的價值，前景的建立需要先改變我們自己的價值觀。為什麼會辦一百五十多場？即便耗費時間與精神，因為我希望傳播信念，香港會不會成為一個沒有特色的中國城市？我們都有責任去捍衛自己的文化，我希望有更多這樣的工作者與有資源的人共享。
周冠威導演：我很擔心香港的未來，飾演《十年》的演員問我會不會有生命危險，我跟他說有危險的是我！因為我是導演，你演一個殺人犯，但你沒有殺人──類似這樣的恐懼非常多。有很多人說《十年》是一個奇蹟，雖然滿座但也是一種懲罰，因為被迫不能放映，拿獎之後就更少了，因此我不可能樂觀，但我想起一句話：「最壞的時代就是最好的時代！」我們在被打壓的情況，大家還是爭取看電影。拿獎最大的感動不是因為獎項本身──而是受到香港電影產業的共鳴、我看到許多人的骨氣，《自焚者》是希望與絕望，雖然悲哀但卻非常積極的，我們要保持為時未晚的概念。
伍嘉良導演：我們不要太依賴希望，電影的結局是公元前八百年的一句話，歷史會重演，單單我們的努力要顯現在歷史上相當不容易，透過引用這句話來重視當下的決定，放映後，希望在哪裡？《十年》不是答案，而是需要很多人努力才會有效果，希望是什麼我們要繼續提問。
現場觀眾提問
《十年》的概念曾在香港的商業電影有類似的隱喻過，想詢問為何如此直接？電影有點像一個社會運動的工具，能否說明這點？
周冠威導演：我想要直白，因此我用訪問來拍，所以我比TVB更TVB，我不知道你如何定義藝術，但我想「強烈、直接」。如果你看到一個小朋友要快被撞，你不會跟他說馬路如虎口，而是直接把他拉出危險！現在的香港已危險到需要如此發洩出來，我不會說這是最好，但我希望能夠看得明白、清楚，這也是藝術的綜合。
想問歐文傑導演，現在香港的廣東話與中文的關係？
其實方言是參考台灣的一個故事，我不是排擠中文，我想守護廣東話，香港現在有許多普通話的教育，大學也有檢定，找工作會說中文也有優勢，我曾在香港的機場被問說會不會說中文？雖然香港下一代聽說中文沒有問題，但我們在溝通上逐漸疏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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